1963年寒冬的莫斯科，面包店前排起长龙。
伊万诺娃大婶搓着冻僵的手指，眼巴巴望着橱窗里最后一条黑面包。
售货员"啪"地关上柜门："明天请早！"街角宣传画上，赫鲁晓夫正对着埃及总统纳赛尔开怀大笑，标语写着"牢不可破的友谊"。伊万诺娃气得直跺脚："友谊个鬼！自家孩子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倒把面粉往非洲运！"
这事得从1955年说起。赫鲁晓夫从万隆会议回来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非要当第三世界的"散财童子"。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官员们愁得直薅头发："书记同志，咱库房里钢产量刚够修第聂伯河水电站......"赫鲁晓夫把茶杯往桌上一墩："榆木脑袋！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必须建，让美国人瞧瞧谁才是真大哥！"好家伙，乌拉尔重工的机床连夜改装，黑海港口的货轮排着队往亚历山大港运钢材。莫斯科新建的工人宿舍眼瞅着要封顶，突然接到通知：所有螺纹钢改运开罗。
老百姓的日子可就遭了殃。列宁格勒机械厂的工人们发现，车间里最新产的拖拉机还没喷漆就被装上车皮。
"这又是往哪儿送？"老钳工瓦西里抻着脖子问。
"安哥拉！"工段长头也不抬地记账，"人家用香蕉换的。"
瓦西里差点把扳手摔地上："咱厂子后院菜地还缺台耕地的呢！"
最绝的是印度那档子事。1955年底赫鲁晓夫访问新德里，酒过三巡就签了张一亿美元的支票。孟买郊外很快立起比莱钢铁厂，用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最先进的轧钢机。可基辅的地铁工程反倒停了工，建筑局长拿着批条满世界找钢轨，最后在废品站扒拉出几根生锈的德国货——那还是1943年缴获的。
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更离谱。哈瓦那街头跑着崭新的伏尔加轿车，都是拿苏联石油白送的。古巴人吃着列宁格勒罐头厂的特供牛肉，莫斯科市民却在副食店抢购冻得硬邦邦的鱼尾巴。有个段子说得好：苏联主妇打开冰箱只有两样东西——灯泡和冷空气。前者是因为轻工业太差总坏，后者是因为根本没东西可冷藏。
1980年冬天，高尔基市的医院走廊挤满咳嗽的孩子。儿科医生索菲亚看着空荡荡的药柜直叹气："盘尼西林又断货了？"药剂师撇撇嘴："最后一箱昨儿发往河内啦。"这时广播里正播报着苏联援助越南的万吨货轮启航新闻。索菲亚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摔："咱们的青霉素喂了东南亚游击队，自家孩子得肺炎全靠喝树皮汤！"
最讽刺的是1991年那个飘着雪的圣诞节。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，开罗的阿斯旺大坝亮着德国西门子的发电机，河内的纺织厂改用日本丰田的机床。那些年运出去的坦克在非洲沙漠里生锈，送出去的粮食在印度港口发霉。倒是圣彼得堡的老奶奶们至今记得，当年用珍藏的琥珀项链换美国救济粮的滋味。
有个退休的外交部司机说得实在："咱那会儿就像个穷讲究的土财主，自己啃着窝头，偏要给人塞金条——就怕别家不知道你阔！"如今伏特加酒馆里还流传着个笑话：问苏联经济为啥崩溃？答：因为地球仪生产太多——领导们总想着要"掌控全世界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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